城镇化过程中公共服务机构需要跟进

        据新京报调查，北京菜贩洪友刚因在一个违规垃圾堆上扔了包垃圾，汽车被扣押，还被“重罚”5000元，而且没有发票。对他做出“处罚”的并不是城管等政府部门，而是丰台区花乡新发地村花钱聘的“联防队”。目前，北京不少村庄都聘有“联防队”。联防队根本没有处罚权，有些联防队员却任意扣押财产、做出“处罚”，乃至敲诈商贩。

　　北京以及其他地方的联防队制度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，其本意是村民互助、维持治安的组织。但随着各地快速城市化，联防队的合法性陷入了危机先，目前的联防队超出了村民自治的范围，僭越了行政权。比如，联防队“处罚”菜贩洪友刚扔垃圾的依据，是村里一个“自治章程”，而菜贩根本不是当地村民。而且行政处罚权能由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律授权行使，联防队做出的“处罚”是违法的。

　　其次，有些联防队鱼龙混杂、不受监督。他们不受政府有效监督，警方管不到他们，乡镇负责对他们的“教育”，城管也不是他们的上级。

　　早在2004年公安部有命令对所谓“治安员”进行清理，但一直执行不力，原因还在于没有理顺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基层的治理机制：新兴城市化的郊区的警力、保洁、道路保养等公共服务没有跟上，联防队畸形地填补了公共服务的空缺。

　　为提升都法治环境、消除基层治理隐患，有必要清理联防队制度，但并不是对村庄的公共环境治理放任不管。关键是公共管理服务进村入庄，通过警力下沉、城市管理服务下沉，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，郊区不再需要联防队这种经常处于违法状态的畸形“公共服务”。

　　比如过去公安在乡镇设派出所，在村级没有日常警力安排。但随着快速城市化发展，一些村的外来人口远超户籍人口，企业、商业发达，治安环境远非传统意义上的村庄，这时政府应及时提供治安公共服务。

　　同样，过去村级鲜有发达的公共设施，城管、市政服务没有必要下到村里，但现在乱扔垃圾、乱设摊等城市病已经在一些村庄出现。旧有的村民自治制度已无力提供匹配的公共服务，那么政府的公共服务要及时跟进下沉，填补这个空缺，不能再按老黄历办事，把已然城市化的农村还当成传统农村.